比如大家熟知的昆山，最强县级市，2022年的GDP就突破了5000亿元大关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像苏州、无锡、南通、常州、泰州所辖的各个县市，经济体量全部过了千亿。

从地级市到县级市，每个城市都有几把刷子，实力不俗，在争夺发展资源时，自然也会谁也不服谁，形成各领风骚的“散装”格局。

“苏南模式”是苏南地区县域经济崛起的关键经验之一，江阴、昆山等地，又是典型的代表，它们的高速发展，折射出“苏南模式”生命力的旺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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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80年代，江苏南部的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、南通等地农民，凭借自身力量，开创性地发展乡镇企业，推动非农化进程，这一创新模式被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命名为“苏南模式”。

其主要特征是：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；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；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；市场调节为主要手段。

“苏南模式”的最大价值在于，让这些地区率先拥抱市场经济的浪潮。它虽然已经成为一种历史概念，但奠定了发展的基因，直到今天，依旧对地区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以江阴为例，它能有今天的经济和民富水平，民营经济功不可没。

当地官方数据提到，江阴民营经济呈现“778899”的特征，即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市70%以上的税收、70%以上的GDP、80%以上的工业经济总量、80%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、90%以上的就业人数和90%左右的企业数量。

而江阴民营经济的繁荣，很大一层因素在于，当年较早地突破计划经济的体制束缚，积极发展乡镇企业，进行市场化的改革，从而确立了明晰的产权制度，为民营经济的后续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回顾江阴的“苏南模式”，市场化的改革，始终保持着持续推进的态势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江阴便率先迈出了发展社队企业的步伐，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这些企业已成功转型为乡镇企业。

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后，乡镇企业原有的集体经济模式，因政企不分、权责模糊而逐渐显露出效率低下的问题。在此背景下，江阴积极应对，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，朝着现代企业制度迈进。

据统计，到1996年底，江阴全市共改制形成6家股份有限公司、313家有限责任公司和316家股份合作制企业。到2001年，该市近万家市属、集体企业的改制工作基本完成。

这一过程中，集体产权逐步退出，行政权力也不再干预企业经营决策，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腾出了充足的空间。

得益于较早进行的企业所有制改造，这些源自集体经济的企业，拥有了更为清晰的产权结构，得以顺利进入资本市场，为孵化上市公司，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制度条件。

同样，正是由于江阴、昆山等苏南城市较早地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，秉持市场化的理念，积极对外开放，并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，它们在改革开放后，很快成为外商投资的重要阵地，利用外资企业的资本、技术溢出效应，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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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“苏南模式”不行了，苏南地区要没落了，类似的声音不绝于耳。

苏南地区的发展，当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。

以县域经济的代表昆山为例，这里曾是台商投资的热土。然而，最近两年，屡屡传出台商撤离的消息，2023年甚至有谣言称，“昆山当地台商有三分之一已撤离”。

这些传言或许不实，但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当下，昆山的产业链和供应链，难免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和影响。

再看江阴，虽然顶着“制造业第一县”的头衔，但由于发展模式较为粗放，导致众多“散乱污”的低端企业涌现。并且，这些企业过度占用土地资源，使得当地的土地开发强度已逼近承载极限。

昆山与江阴所面临的发展瓶颈，在苏南地区无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长远来看，产业链处于较低层次，科技创新驱动力不足，新兴产业发展缓慢，服务业发展滞后，这些将成为制约区域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。

然而，这与其说是苏南的问题，不如说是众多中小城市的通病。

相比之下，苏南地区凭借早期的市场化改革，市场经济、开放意识深入人心，在发展过程中，地方政府懂得恪守边界，专注于优化营商环境，让市场力量自由发挥。

因此，苏南地区在面对转型挑战时，拥有更强的自我修复与调整机制。

谈及转型过程中的阵痛，真正值得担忧的，并非那些早已融入全球市场、市场经济观念根深蒂固的苏南乃至沿海城市，而是那些地处内陆、发展观念相对保守、民营经济发展不够充分的中小城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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